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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自从5月17日发生系列扒窃案之后,本届广交会的两处陈列馆对于防盗工作都非常重视。广交会保卫办除了安排好原来负责安保的警察做好防范工作外,还临时从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抽调了数百名政治可靠、工作热情高涨的骨

自从5月17日发生系列扒窃案之后,本届广交会的两处陈列馆对于防盗工作都非常重视。广交会保卫办除了安排好原来负责安保的警察做好防范工作外,还临时从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抽调了数百名政治可靠、工作热情高涨的骨干红卫兵前来协助。当然,这些红卫兵是没有资格进入陈列馆内部的,只是担任外围巡逻和固定岗位预检使命。

所谓固定岗位预检,就是在陈列馆外面一定距离处设立卡子,凡是准备入馆的外商内商,都须出示进馆证。那时还没有如今的高科技手段,进馆证不像现在那样有激光防伪。

那时的进馆证是一块三四寸长、寸半宽的黄色绸布,下方正中剪出一个小三角豁口,绸布右侧竖印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黑色小字,正中印着“交易团”三个大字,也是黑色的,“团”字的上面用紫色印泥盖了一个椭圆形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委会”印戳,下面印着“第×号”的黑色小字,中间空着的那个位置,用蓝色印油盖上阿拉伯数字号码。

这个进馆证,使用时是用别针佩在胸前左侧的。

在固定岗位上执行预检任务的红卫兵,要检查每个进馆者是否佩戴了进馆证,还要特别留意号码,因为5月17日遭窃的李名申等外商的进馆证已经落到了扒手手里,很有可能被他们冒用。这样的预检卡子一共有两个,由红卫兵和警察联合检查。进馆者在通过这两个预检卡子后,还要经过设在大门口的由警察和组委会保卫办人员组成的正式门岗的检查,这才得以进入陈列馆。上面说的外商向红卫兵学跳“忠字舞”的场地,位于第一道预检卡子和第二道预检卡子之间的陈列馆前的广场上?梢韵胂,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的防范意识是比较弱的,因为凡是能在这里待着的人,要么是红卫兵等工作人员,要么是已经通过了第一道预检卡子的客商?銮,这里的情形有点儿像晨练者的活动场所,即使稍有防范意识的人也会不知不觉间松懈下来。事后知道,专案组刑警老夏跟老班长老马在谈论案情时,那三个扒手已经化装成外商模样,佩戴着5月17日窃得的本届广交会的进馆证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预检卡子进入了广场。进馆证上是盖着编号的,一张一号,而在卡子上值守的红卫兵事先都被告知哪几个号码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墒,三个扒手还是混进来了。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说来也简单,他们只不过跑了趟文具商店。事先,他们已经注意到不论外商还是内商佩戴的进馆证都是有编号的。不过,他们同时也留意到这个编号是用阿拉伯数字橡皮号码图章蘸了蓝色印油盖上去的。而阿拉伯数字橡皮图章和蓝色印油在各个文具商店都能购买到,只要顺便再买一瓶“退色灵”,问题就解决了。三个扒手就是买了这三样东西后,擦掉了进馆证上的号码,又盖上了其他号码,于是就骗过了红卫兵,进入了陈列馆前的广场。进入广场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另外两道卡子混进陈列馆呢?据三个扒手事后交代,他们感到没有把握,也不想冒这份险,因为选中的这个时段陈列馆前外商多的是,笃定可以下手。于是,就行动吧!按照事先的计划,他们准备充分发挥一流扒手的本领,如鱼儿入水似的在成群的外商中转上数分钟,每人作三四起案件后全身而退?墒,不巧的是,当他们刚刚开始下手时,陈列馆门口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用中英文播报了保卫办让全体人员密切注意防范扒手行窃的紧急通知。外商通常都是比较认真的,一听广播,立刻注意起来。三个扒手见势不妙,立刻互相暗使眼色,急急离开了广场。扒手刚走,就有三个外商发现自己已经遭窃,其中两个包包被割,一个钱包被窃,失窃的有人民币、外钞、首饰等,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消息传到专案组,包括袁代表在内的大伙儿自然都大吃一惊,说老夏估料得倒还挺准的,可惜晚了一点儿,否则就可以蹲守在现场逮现行了。老夏寻思这是老马的念头,我不过是顶包而已。八、新创意败于老刑警扒手偷到了陈列馆大门口,这当然要惊动到方方面面了。往下专案组就不断接到电话,有广交会组委会的,有外贸部的,有市军管会的,也有省公安厅的,反正都是一个调:抓紧破案!如此,专案组就取消了原先赴外地追逃的方案,准备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案件侦缉上。不过,在正式作出这项决定前,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今天混入广交会起义路陈列馆的扒手是否就是之前在红风饭店那边作案的扒手呢?这需要证据支持。刘大风、王守磊于是立刻带上全组刑警赶往起义路陈列馆了解情况。这件事如果放在四十多年后的现在,那就简单得几乎是举手之劳了——只要调出现场的摄像监控资料,让见过那三个扒手的沙财林、朱维贞和永仙巷的几位居民看一看就解决了?墒,当时没有摄像监控设备,专案组十一名刑警只能分散了去向受害人和在现场执勤的红卫兵以及其他外商一个个询问。在广场一角,刘大风正把部属集中起来准备安排查摸分工时,忽见几个男子肩扛手拎着外裹帆布套套的设备从陈列馆大门里走出来。他心里一动,立刻撇下部属三步并作两步朝门口奔去。那几位,是从北京来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就下榻在陈列馆对面的羊城新华饭店,每天拍摄一些广交会的场面。刘大风看到他们,倏地想起不知他们拍摄的片子里是否有扒手的影像,于是立刻过去询问。询问下来的结果是,摄影师说他们先前曾在陈列馆门口和楼上拍摄了一些广场上外商向红卫兵学跳“忠字舞”的镜头,至于其中是否有警方的目标,那就不敢保证了。刘大风说不管怎么样,你们配合我们一下吧,先把这部分胶片洗出来,让我们找认识那几个目标的人来辨认一下怎么样?摄影师倒是好说话,说都是革命工作,我们理应配合。于是午饭也不吃了,立马驱车前往珠江电影制片厂。专案组这边,则派车去把小扒手沙财林、营业员朱维贞和那几个邻居都接往珠影厂?雌峁荷巢屏、朱维贞等人都辨认出了混进第一道卡子的那三个扒手。这也是专案组刑警第一次看见三个扒手的模样。刑警发现,纪录片里甚至还有其中一名扒手作案的镜头。下午四点多,众刑警刚刚返回越秀分局专案组驻地,广交会保卫办就打来了电话,通报了另一个使众刑警暗吃一惊的情况:扒手送来了一张条子,是跟广交会保卫办和专案组告别的!中午发生扒手混进隔离区行窃的案件之后,广交会保卫办再次加强了防范措施,向两处陈列馆各增调了五十名红卫兵。这当儿广州的气温已经有点儿高了,先前在露天执勤的红卫兵在太阳下晒了许久,已经热得头晕脑涨,几乎就要中暑了。被新增的同伴换下后,有的到阴凉处休息,有的就去附近的食品商店买冷饮。中山大学的三个红卫兵结伴去买冷饮,每人买了块水砖拿在手里吃着回到了陈列馆这边。其中一个名叫曾彬的女红卫兵伸手到口袋里掏手帕时,触摸到一样东西,惊讶之余掏出来一看,是一张折成梅花状的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广交会保卫办暨公安局专案组:你们的防范工作做得很好,我们表示钦佩。下手两次,获利尚可,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决定告别羊城。下届广交会再见!知名不具!碧踝友杆偎偷搅吮N腊,保卫办于是立刻跟专案组联系?梢韵胂,专案组众刑警读到这张条子后会是怎样的心情。这张条子送交刑技人员提取了指纹,经比照分析,跟在永仙巷朱维贞出租房中提取的指纹一致。于是,刑警确认这张条子确实出自那三个扒手之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条子的文字看来,这是一封告别函,无非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你们防范得很紧,我们也偷够了,所以就离开广州了。至于“下届广交会再见”,那就不必当真了,专案组也不可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到半年之后的秋季广交会。专案组分析,确有一些家伙喜欢跟警方玩这种写信告别之类的江湖把戏,以作为他们日后向人吹嘘的资本,借以抬高自己在黑道上的地位。但是,三个扒手写这封告别函的用意应该并非为此。因为如果是为了扬名立万,那就应该有落款留名——当然留的是江湖上的绰号之类,不大可能留真名?墒,该函件的落款却是“知名不具”,这不是那类想出名的家伙的正常思路。

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看来只有一个:是为了使警方相信他们这次是真的离开广州了。

离开就离开,为什么偏偏要刻意通知警方,并且让警方相信他们真的离开了呢?答案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离开,而是故伎重演,虚晃一枪,以图再次作案。

因此,专案组考虑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捉拿窃贼;同时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对辖区内适宜过夜的宾馆、饭店、旅馆、浴室、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出租私房进行重点监控。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是可以逮住他们的。

如果扒手再次作案,他们会选择在哪里呢?刑警考虑到三个扒手手头还保留着进馆证,所以他们会选择两处陈列馆,或者外商下榻的那三家饭店。

于是,专案组决定在上述五处地点蹲守,请珠影厂从已经冲洗出来的那部分胶片中截取三个扒手的照片,冲印一百张发给参加蹲守的人员。

军管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立即开始实施。

专案组分成五拨,每拨负责一个地点,并从各分局、派出所临时调来警员,采取三班制昼夜轮流蹲守。

三天过去了,五处蹲守地点没有任何消息,各分局也未有关于三个扒手的蛛丝马迹上报。

军代表老袁首先沉不住气了,悄悄问专案组长刘大风这事儿究竟靠不靠谱啊。

刘大风说应该有把握的,我们再等等。

又过了两天,各方还是没有消息,专案组有几位刑警也嘀咕了,说看来判断有误,那三个小子真的开溜了。

这话让副组长王守磊听见了,说判断不可能有误,那三个小子肯定在哪个角落里躲着呢,等到我们松懈下来,他们就进行最后一次作案。

这次作案后,他们也不会打招呼,直接就溜走了。

第六天,刘大风和王守磊两个组长碰了个头,对情况再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之前的判断和决策没有错。

于是就去向袁代表汇报。

刘大风见袁代表似有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的迹象,就安慰说我这些日子已经着手在做下一步的工作了,跟沙财林、朱维贞等人谈过话,还跟陕西方面取得了联系,收集了一些信息,正在进行分析。

万一那三个扒手没有再次作案,我们就立刻实施原先的方案,赴外地开展追捕。

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刘大风确实已经悄然在进行这一步的工作,初步分析出这三个扒手可能是从青海某个劳改农场越狱出来的逃犯。

事后证明,刘大风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又过了一天,三个扒手终于露面了。

刑警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创意,这次,他们竟然是化装成警察出场的!那天下午两时许,在红风饭店大堂里化装成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的刑警老车发现从外面进来了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也没跟服务台说什么就进了电梯上楼去了。

他起初以为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前来进行例行查摸,并未在意,继续擦拭玻璃窗。

一会儿,老车看见电梯门开了,出来两个男子,身穿长袖衬衫,西装裤子,打着领带,手里各拎着一个旅行皮箱。

那副模样,似是两个住店的外商。

可是,老车觉得这两人的身影似乎有点儿眼熟——这不是刚才那两个警察吗?于是,他立刻离开原位置走向大门,移动中眼光一瞥,那两张已经在照片上看熟了的脸面跃入眼帘!老车二话不说,扔下手里的抹布,飞快地拔出了手枪,对准那两人:“不许动!举起手来!”外面化装成卖西瓜小贩蹲守着的两个分局便衣见状立刻冲进大堂,三人刚刚给两个扒手扣上手铐,忽然听见外面一片喧哗,定睛一看,饭店前面空地上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旁边,两个人正在扭打,周围有几个人在看热闹。

老车便出去查看情况,结果一下子认出两个打架者中的一个就是三个扒手中年岁最长的那个“大哥”,于是立即出手制伏了对方。

三个扒手被押解到越秀分局后,当即对他们进行了讯问。

先交代身份,果然如刘大风所分析的,是青海劳改农场的逃犯。

三人中年岁最长的那位名叫宋兴海,四十五岁,沈阳人氏,曾当过伪满警察。

解放后无业,干起了偷窃活儿,凭着以前当伪警跟扒手打交道时的所见所闻,自己试着练就了一手扒窃技艺,靠扒窃过起了富足日子。

1956年于销赃时被捕,判处五年徒刑。

刑满释放后,流窜在外,继续作案。

于1964年再次被捕,判刑十二年,押解青海香日德劳改农场服刑。

1966年10月,宋兴海与同监犯焦永、程富星越狱。

三人都是技艺很精的扒手,正赶上社会处于秩序混乱的“武革”伊始阶段,于是四处流窜,如鱼得水。

半年里,三人的足迹涉及青海、宁夏、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西、湖北等地。

5月初,他们在武汉得知本届广交会即将举行,于是决定去广州对赴会外商行窃。

往下的情况,前已有述,只说最后那一周。

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三人在起义路陈列馆作案侥幸逃脱后,还想来一回闪电式的系列作案,于是就立马写了张纸条想蒙蔽警方。

然后,三人就离开广州前往桂林游玩,顺便在车站派出所偷窃了两套警服。

三人于今天上午刚刚返回广州,因为有了警服,就决定放弃进馆证,搞一个创新,冒充警察进入红风饭店直接对外商住宿的房间下手行窃。

三人是坐一辆出租车过来的,因为只有两套警服,所以宋兴海就留在车上,反正焦、程两人手脚利索,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出来,仍是三人一车离开。

两个假扮警察的扒手确实顺利混入了饭店,撬窃了三个房间,颇有收获。

可是,他们逃离时碰上了老车,这就话该倒霉。

外面出租车里等候着的宋兴海本来还不至于马上落网,甚至有可能逃脱。

可是,他看见两个同伙被捕,就惊慌失措地推开车门意欲逃窜(可能因为担心惊动出租车司机而没有让他开车逃离现场)。

这就引起了司机的怀疑,下车扯住他问个究竟,于是两人就扭打起来了。

专案组根据扒手的交代,从广州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起获了赃物、赃款。

至此,案件侦查工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个扒手不久受到了严厉制裁:宋兴海作为首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焦永被判死缓;程富星被判无期徒刑。


(正文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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